西南大学张守广博士编著的长达四十万字的《卢作孚年谱》增订版（以下简称《年谱》）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部《年谱》是在作者三年前出版的同名年谱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和订正而成的。增订后的《年谱》无论在史料的占有和鉴别，或是在内容的整理和扩充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不仅是卢作孚研究进程中的一件
一
增订版《卢作孚年谱》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占有相关史料的充分和详尽。据不完全统计，《卢作孚年谱》增订版对第一版所作的订正、补充达五百多处，字数则增加了将近一倍，而且还选录了１３篇卢作孚先生的佚文。从《年谱》正文几占五分之一篇幅的大量注释便可看出，它几乎涉及了所有与卢作孚及卢作孚研究有关的重要书籍、文章、传记、回忆录及档案资料等。不仅有官方的各种史志，也有大学和研究机关的各类文集；有朋友、同人的回忆录，也有亲属的“口述史”；有大陆档案馆的历史文献，也有台湾、香港地区及其它有关国家的文史资料；有学者的完整著述，也有报纸、杂志的零星报道。近年来出版的新书，如《卢作孚研究文集》《卢作孚追思录》所涉及的若干资料，也为作者所关注和采用。而卢作孚本人留下的大量文字，包括专著、时评、讲话、演说、电文、会议发言、来往书信等，在《年谱》中更有诸多引述。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第二手资料，而是付出极大的努力，尽量发掘和整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由四川大学经济系和长江航运管理局长江航运史办公室编撰出版的《民生公司史》，应该是当前研究卢作孚与民生公司比较权威的著作。《年谱》作者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但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不辞辛劳地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发掘出大量有关卢作孚创建和经营民生公司的珍贵资料，包括公司历次朝会、周会、董事会的内容，来往书信、电报、公文，公司内部刊物及各项重大活动的记录等。《年谱》中收录了一份附件，即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０日卢作孚代表民生公司与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的《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就是作者在重庆市档案馆发现的。这一份协议原件比《民生公司史》刊载的同名文件更为详细和完整。
《年谱》增订版还披露了一些过去未曾公开或未被注意的史实。例如，《年谱》刊载了从台湾档案馆抄录的几封蒋介石写给卢作孚的亲笔信件，其中一封披露了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卢作孚率团准备访问欧洲而作的具体部署（此次行程后因抗战爆发而被取消）。又如，抗战爆发后的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５日，国民政府的不公开机构大本营在南京的富贵山成立，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内设六部，卢作孚为第二部（掌军政）副部长，参与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总动员计划草案的制定。抗战中，卢作孚除了组织指挥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立下不朽功勋以外，还于１９４０年８月临危受命担任过全国粮食局第一任局长，主持完成了征调军粮、民食，以消除抗战初期粮食恐慌的紧要任务。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初版《年谱》曾引述过台湾学者简笙簧的有关论文。在新版《年谱》中，作者对此又查阅了更多的原始资料并作了重要补充，使卢作孚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凸现出来。
重视第一手资料原本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对于编修《卢作孚年谱》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一来，在“极左”路线横行时期，卢作孚被列为“批判对象”，有关资料不是被销毁，就是长期封存、无人整理；二来，卢作孚一生经历甚丰，仅就他的两大主要事业，即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三峡试验区的创建历程而言，所需查找的资料就以千万字计。除此之外，卢作孚还亲自参与创建并主持过大大小小七十多个岸上企业和附属设施，涉及到发电、自来水、造船、铁路、煤炭、钢铁、建材、机械、纺织、贸易、银行、保险、教育、科研、出版、文化等多个领域，与之相关的史料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在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他还多次出任政府官职，担任过多个社会职务，与之相关的人物与事件，又可以引出无数的史料和故事。张守广博士作为一个中青年教师，平时还要担任教学任务，他所面临的困难，就更非常人所能想象了。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作者曾到访过西南大学图书馆，北碚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及档案馆，成都图书馆，四川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地，查阅了大量文献，在“故纸堆”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城的酷暑与寒冬。有时为了核对一个口述材料，他要反复向分住在各地的相关人物打长途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他这样做，为的就是“梳理、研究卢作孚的家世、生平、思想、事业、著作、交往以及相关的重要史实，提供一套可靠的线索资料。”（作者自述）
二
在资料的整理和取舍方面，《卢作孚年谱》始终坚持了客观公正的原则。读者尽管从《年谱》的前言及正文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对卢作孚先生的敬仰与爱戴之情，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坚持科学客观的学术立场。由于卢作孚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年谱》所涉及到的有名有姓有往来事项者的各类人物不下数百人。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从地方军阀到政、军两界的高层官员，从名流商贾到土豪乡绅，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到帮会头目，从公司董事会成员到普通员工……作者都注意突破“唯阶级论”学说遗留下来的种种偏见，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四大家族，特别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企图控制和吞并民生公司的事实，《年谱》如实作了记载；国民政府在民生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次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年谱》也没有忽略。对于卢作孚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人民幸福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年谱》通过大量史料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卢作孚在事业上遭遇的困难和挫折，《年谱》也没有讳言。民生公司在经历了创业期的朝气蓬勃、抗战前的繁荣昌盛、抗战中的英勇牺牲之后，面对抗战胜利却出现了令人扼腕的周折，甚至还有人假公济私、贪污腐败，《年谱》对此都如实作了记述。
《年谱》还收录了１９４６年初卢作孚请求辞职的史料。内战爆发前后，民生公司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抗战中人员、船只及其他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原本与民生公司合资、合营的内迁工厂战后返乡，抽走大量人才和资金；战后物资奇缺、物价高企，运费低迷；政府因大规模“复员”继而又打内战拉了不少“官差”却拖欠运费等等。这一切使卢作孚四面受掣肘。为挽救公司于危难之中，他两次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表明自己“为公司前途之幸”决意让贤。公司董事会收到他的辞呈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挽留，并给卢先生发了一份“慰留公函”，同时又由公司各处室负责人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与死挣扎，急待救济的民生公司》的报告，强烈要求政府尊重民意、调整政策、挽救凋敝的经济。呼吁中说：
民生公司“是一个私人企业，尽管私人没有什么好处，自抗战以来股东没有红利，甚至没有股息，董事监察和经理人员没有红酬。就在战前，股东分红亦不过等于市场很低的利息；而即此少数红利，多数股东亦未领去，仍被劝转为股份并再加股份。职工分红，向为上下一律，董事监察和经理人员绝未特殊提酬。除二三银行股份外，没有任何大股东。董事监察一部分代表事业，另一部分代表一群朋友，没有一个是代表自己资本的。自创办以迄于今的总经理，亦至今是一个穷汉，没有置得任何私产，商场没有他任何私人的生意，银行没有他私人的任何存款或往来。他现在就是为了亏折得太厉害，没有方法可为弥补，环境的困难太大，没有方法可以克服，被迫得辞职了。如果终于无法挽留，让他离开了这个事业之后，便立刻显示出他只是一个净人。这正可代表了这个事业，对国家社会服务的一种牺牲精神。”
作者在重庆档案馆保存的和成银行的档案里发现并首次披露了这段史实，不仅没有损毁卢作孚坚韧不拔、公而忘私的高大形象，反而使卢作孚这个历史人物更加贴近现实，更具有亲和力。
三
《卢作孚年谱》注重交代谱主的社会、时代背景，揭示它们与谱主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拓宽了卢作孚研究的视野，提升了对卢作孚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年谱》作者是研究近代中国区域经济史的博士，因此天然地具有为卢作孚修谱的许多优势。早已娴熟在胸的经济理论、社会背景、人物事件史料等丰富知识，都为他撰写《卢作孚年谱》作了很好的铺垫，使之能够做到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将谱主一生的传奇经历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特殊历史时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体现了卢作孚先生的远见卓识和杰出贡献，一方面也揭示了人才的成长及其作用的发挥所需要的实践空间及社会氛围。
《年谱》在１９３１年６月２日项下，记述了作为一介平民的卢作孚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促使刘湘、杨森、刘文辉在重庆举行三军长联合会议的史实。这次会议的宗旨是“结束四川内战，实现川政统一”。卢作孚为会议准备的“小册子”《四川底问题》，“内容全面触及四川的政治、军事、教育、经济、财政、交通、边务、地方自治等八个方面”，不但对全川情势作了中肯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步骤。在此条目之前，《年谱》已对当时四川的政治经济状况、军阀割据的起因及演变以及卢作孚与主要军阀如杨森、刘湘等人之间的往来关系等，作过多次介绍；对这次会议及卢作孚本人为结束这种纷乱的政治局面所作的努力，也做了许多报道；从而揭示出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情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何其艰难。而卢作孚能因势利导，“化腐朽为神奇”，也显示了他的足智多谋和协调能力。
对重庆北碚三峡试验区的规划、开发、建设，是卢作孚一生三大社会改革试验之一，《年谱》为此作了许多介绍。而１９３３年８月在北碚温泉公园召开的中国科学社年会，便是其中一个重头戏，《年谱》不仅介绍了卢作孚为争取这次会议在北碚召开所作的大量工作以及会议的筹备、进展情况，同时还披露了卢作孚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动员国内一流人才为四川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的良苦用心。在８月１８～２２日项下有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科学社这次四川之行，参观了四川许多地方，他们看到了四川山川秀丽、名胜众多、物产丰富、城市繁盛，也看到民国以来四川军阀混战、田粮预征、捐税繁重状况下，社会失序、土匪横行、农村经济破产、鸦片盛行、哀鸿遍野、民气消沉的社会惨状。在四川社会的惨状中，社员们又透过北碚，他们看到了四川的希望，并希望“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多产几个”。其间，卢作孚还曾经与部分代表在重庆召开会议，一致主张代表们回到上海后，组织一个委员会，帮助四川做４项工作：１、帮助派人调查地上和地下的各种物产，２、帮助计划一切，３、帮助介绍事业上需要的专门人才，４、帮助对外接头。本次年会之后，卢作孚和四川实业界又开始积极运动工程学会、经济学会来四川开会、考察，以便解决四川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年谱》还援引了８月２７日的《嘉陵江日报》刊载的中国科学社总干事关于北碚印象的谈话：“峡区各项事业，经作孚先生之苦心经营，迄今可谓成功。江苏有南通，四川有北碚。南通之建设固是完备，如同北碚之精神上之建设，视之南通更为完备，且精神之建设较之物质之建设尤为长久。”从而显示出卢作孚一生致力于北碚建设的深谋远虑，不仅是为一个北碚，一个四川，而是为整个国家的文明富庶、长治久安起到示范作用。
四
《卢作孚年谱》以史学研究的眼光修谱，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从而为多层次、全方位地探索卢作孚的精神和生命价值，为卢作孚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起到了促进和启迪作用。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曾经说过：“历史知识考虑的事件是同价值有关的事件，而这种价值是由历史的角色或目击者――观众所确认了的。”《卢作孚年谱》作者没有停留于一般年谱简单罗列资料素材的层面，而是以自身的研究实力，用时代公认的价值观去分析、筛选和整理历史资料，使《卢作孚年谱》具有思辨的灵性，给卢作孚研究留下了许多开拓新领域、设立新课题的思维空间。《年谱》长达四千余字的前言，本身就是作者对浩繁的史料进行缜密思考和深入钻研的精华所在。《前言》开宗明义，引梁启超先生的著名论断“盖为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非过言也”，精辟地概括和论述了卢作孚先生一生的美德与业绩，从而雄辩地说明卢作孚先生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无愧于梁先生所谓：“各国之巍然为工商界重镇者，皆其国中第一流人物也”。
作者以《前言》的论述为《年谱》的主题和主线，对浩若烟海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梳理。就大的结构而言，《年谱》以时间为纵轴，以人物、事件为横轴，介绍了卢作孚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就其中的每一个具体方面而言，《年谱》又尽可能完整地收录了卢作孚先生的有关重要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来龙去脉，力求显示其逐渐成熟、完善的过程。例如，卢作孚对于“秩序”这个范畴的关注，在过去的研究中，似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从重视秩序、建立秩序到维护秩序、遵守秩序，可以说是卢作孚终其一生所身体力行的重要原则之一。《年谱》的作者显然发现了这个特点，文中多处记录了卢作孚先生有关秩序的思想和实践，比较突出的有：
在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项下，《年谱》摘引了《建设月刊》第９期发表的卢作孚《四川人的大梦其醒》的文章，指出：卢作孚在把交通事业、经济事业、教育事业等，作为四川人的公共理想的同时认为：秩序问题是一个更根本，更重要的问题，要这一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其余一切问题才可以迎刃解决，如果秩序建设不起来，任何事业也是建设不起来的。（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６日项下，《年谱》摘录了《新世界》第５０期刊载的卢作孚《麻雀牌的哲理》一文：“搓麻雀是在一个社会组织当中作四个运动：用编制和选择的方法，合于秩序的录用，不合于秩序的掏（淘）汰。把一手七零八落漫无头绪的麻雀局面，建设成功一种秩序，是第一个运动。全社会的人总动员加入比赛，看谁先建设成功，看谁建设得最好，是第二个运动。到一个人先将秩序建设成功时，失败者全体奖励成功者，是第三个运动。去年偶同黄任之先生（即黄炎培――笔者注）谈到此段哲理，他还补充了一点，就是：失败了不灰心，重整旗鼓再来，这是第四个运动。这样的哲理，实值得介绍与国人，移用到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秩序上去，也许可以吸引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的兴趣于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建设上去。”
在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５日项下，《年谱》再一次关注到卢作孚对“秩序”问题的重视：《新世界》以“卢作孚讲业务管理”为题，刊载卢作孚在中央训练团讲演有关管理问题的讲演稿，讲演稿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卢作孚的工商管理思想，后来该稿以《工商管理》为书名发行了单行本。卢作孚在文中强调：工商管理的方法，即是建设秩序的方法，秩序以成文来表现就是“法”。管理包含有三件事：创造法，执行法，遵守法．．．．．．他还指出：“管理问题的核心全在建立秩序，在使每人行动有确定的秩序，全体行动有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秩序，贤明的管理者即为此种秩序的建造者和执行者。”
在《年谱》中还可以找出很多卢作孚在新闻、教育、经营管理、经济理论、发展战略、政治主张等方面的超前思维、重要论述、哲学理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丰富史料，不仅可供卢作孚研究者参考和思索，而且对其他有关新闻史、教育史、工商管理史、经济思想史、地方史、抗战史、陪都史、科技与文化发展史、东西部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启发作用。实际上初版《卢作孚年谱》已经有人拿来作为考证某些历史人物或史实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总第１０８期（２００４年）就有人用《年谱》中记述的事实，证明当时的生物科学家秉志的若干材料的时间等。
五
《卢作孚年谱》发掘并再现了卢作孚先生高尚美好的人格魅力和深沉博大的人文情怀，赋予了卢作孚研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但凡熟识和了解卢作孚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动、所吸引。著名学者姜铎先生在一篇题为《论卢作孚先生的伟大人格》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卢先生既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家，一般的近代企业家，一般的爱国实业家；也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经济管理学家，一般的政论家或学者；而是中国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中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革命实干家！”（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版）一部厚重的《卢作孚年谱》无疑为姜铎先生这段评价提供了最好的证词。在《年谱》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卢作孚作为一个近代企业家、爱国实业家、经济学家、政论家，甚至还有教育家、思想家的历史踪迹和精彩片断。卢作孚以其并不强健的身躯，要同时肩负如此沉重的压力，干出如此非凡的业绩，没有姜铎先生所言的“伟大的人格”是无法想象的。
《年谱》从民生公司刊物《新世界》杂志上，摘引了卢作孚与陈立夫在参加中国科学社第１９届年会期间的一次谈话，也许对我们了解卢作孚的人格魅力有所裨益：
陈立夫用比喻的方法解释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礼义廉耻”说：“有了两杯茶，多的一杯让给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谓礼；只有一杯茶，不够两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请你吃，此之谓义；有两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为廉；我假设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耻。”卢作孚说：“陈先生这个解释很实际而又具体，在原则上我们是极端赞同的。要是本这个意义，更进一步，把只注意对人的方面改变到对事的方面，把只运用在过去应酬上的礼义廉耻，也运用到现代的国家建设上来，岂不是更有意义而更好吗！此话怎么解释？也可以假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所谓礼者，客气之谓也。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得的钱，大多数拨归公有，继续作生产的用途，个人则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一桩公众的经营，今天没有钱办了，我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设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若别人的好，此之谓耻。但是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我认为还不够，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还须得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上科学的技术，才能够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
卢作孚的人格魅力不仅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反响。不少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如李?人、黄炎培、恽代英、肖楚女、蔡元培、邹韬奋、杜重远、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陈独秀、马寅初、李公朴、冯玉祥等等，都与卢作孚相识相交，有的与之共事，有的结为知己，他们中大多数都曾到过民生公司演讲，仅杜重远先生就演讲过三次，并称卢作孚是他一生的两个挚友之一（另一个是邹韬奋）。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民生公司的演讲中，提到几年前邀请卢作孚先生去中央大学演讲时，卢曾诙谐地说：“我怎么能在大学演讲。我仅仅是个被人称为小学博士的人！”然而，仅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卢作孚却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尊重，１９３３年在重庆北碚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１８届年会就推举他为会长。相信通过卢作孚研究成果的不断传播，他也将会赢得越来越多的今人和学者的敬重。
卢作孚先生的人格魅力来自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爱，也来自他对亲人、对朋友、对师长的爱。这方面《年谱》也作了许多记载，使读者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卢作孚。
从过去的历史资料得知，卢作孚唯一的一次去欧洲考察的计划是因承担抗战使命而中断的。但《年谱》披露还有一个原因：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５日卢作孚的母亲在北碚家中因脑溢血病逝。当时已到上海准备出国的卢作孚，在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后，“即由上海乘飞机返川回北碚治丧，加之华北风声紧急，遂决定暂不出国。”并致电南京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弟敬到沪，有晚接电，家慈病竟不起，奔救未得，疚心曷极！寝飞渝，即星奔回里，治理丧葬。国家亦方有事，出国时间迫促或不及参加，拟请转陈院长可否特准缓行。”卢作孚的拳拳赤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卢作孚的兄弟情谊，特别是他们共同献身实业救国、携手开发建设北碚的感人事迹，《年谱》也有诸多反映。其中记载了一件过去从未听闻的事，即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卢作孚与其胞弟卢尔勤、卢子英、卢魁杰等在北碚筹备成立了“嘉陵文化基金会”，由卢尔勤、卢魁杰捐出其振华、振隆两煤矿全部资产，交基金会经营，作为基金，卢尔勤、卢魁杰等人为董事，卢作孚为董事长。基金会“以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及奖励科学研究、资助清贫学子与有志上进青年为宗旨”。卢作孚还专门为基金会拟写了《文化基金会设立理由书》及《章程》等。由此亦可知，卢作孚与其兄弟不仅在生活上手足情深，在事业上、思想上也志同道合。
在《年谱》中还时时可以感受到卢作孚对师长、对朋友、对同事、对员工、对旅客、对人民大众的敬重与关爱，浸透着人文精神的感人事例比比皆是：
黄炎培先生可以说是卢作孚走上教育救国道路的引路人，《年谱》从介绍１９１４年卢作孚到上海考察，经黄炎培指点，“萌发了从事教育以启迪民智的想法”开始，一直追踪记载了这段感人肺腑的“长达数十年”的忘年之交。
１９３５年７月３１日，卢作孚写信给杜重远夫人侯御之，对于杜重远由宣传抗日获罪的冤狱表示深切的慰问和同情。次年７月１７日，卢作孚为杜重远案致信张群请其帮助设法，信中说：“重远来函道谢意，并为言最高法院因重远提起上诉，已准将地方法院原判撤消，但如无新判，则原判刑期满时即欲释放亦无从遵循，为之适以害之，应非最高法院之初意。拟请先生更与商一办法，感谢不仅重远个人已也。”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８～２０日，著名作家胡风去重庆避难，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事后撰文：“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著名学者陈衡哲回忆她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从汉口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权轮到宜昌转重庆，“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
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在抢运人员、物资到后方，运送将士出川抗战的同时，还要将大批前线伤病员运回后方治疗。为此，民生公司应急进行了相关部署……在运送过程中，伤兵们往往会有一些人情绪不稳定，在船上借故甚至无故寻衅闹事，民生公司特别发出通函要求各轮船容忍退让，要用和蔼的态度对待这些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员。?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１日）
抗战胜利后，政府大量拖欠民生公司“复员”差运费，使之难以为继。但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９日，张群为其担任校董的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向卢作孚致函募捐，卢作孚立即决定捐助该校三亿元。
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５日，民生公司发起人之一彭瑞成病逝，卢作孚致函公司董事会?高度赞扬他为公司创建的功绩，并提议给其家属追加抚恤金。
……
正是这种至真至诚的爱，使卢作孚少小立志而终生不改；正是这种尽职尽责的爱，使卢作孚在世人还昏昏欲睡的时候，就清醒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蚕食我国领土的狼子野心，更在抗战爆发后担当起常人难以想象的救国重任；正是这种无怨无悔的爱，使他在时局发生巨变的时候，能尽最大的力量为人民、为新中国建设保存了重要的资产和人才。
作为读者，我们感谢《年谱》的作者为我国图书宝库奉献了一部难得的精品；作为文史研究者，我们感谢《年谱》的作者为史学研究树立了值得效法的榜样；作为卢作孚先生的后人，我们感谢《年谱》的作者做出了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卢作孚年谱》增订版，张守广编，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３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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